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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关浈江大村:百年古樟为证 两大名校薪火传承

时间 : 2020-09-02 14:19:31 来源 : 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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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9月3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之际,广东省将以韶关市浈江区大村村、乐昌市坪石镇管埠村为主会场,在韶关、梅州、清远、云浮四市联动举办“走进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系列活动。目前,韶关市各项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当中。为何广东的主会场会选定浈江大村与乐昌管埠?这两个对许多人来说仍显得陌生的小村庄背后,深藏着怎样鲜为人知却不容忘却的历史与荣光?我们首先走入了距离韶关市区不远的浈江大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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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地探访:百年古樟见证两大名校办学历史

  沿着浈江一路北行,在武广高铁与京广铁路两条大动脉交汇不远处的群山里,有一个以盛产茶花、香樟而闻名的小村——犁市镇大村。沿着一条只容一人独行的小路,越过几排破败的泥砖房,两棵虬枝屈曲盘旋的巨大古香樟树顿时映入眼帘。

  沿着泥路艰难地往山中走去,怀士堂、校长室、学生宿舍、饭堂等一处处满溢着校友们记忆的遗址均已考证确认。在怀士堂遗址附近,省市考古工作者们在此发现的不少当年师生们使用过的瓷器残片。在这些遗址、旧物背后,镌刻的是岭大这座华南知名大学鲜为人知的抗日办学光辉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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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日战争时期,广州沦陷后,岭大在香港借用港大校舍复课。1941年底,香港沦陷。当时的农学院院长古桂芬认为,广东沿海富庶地区已沦陷,因此发展大后方的农业生产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力主农学院迅即迁入内地,以促进内地农业生产,支援抗日战争。这一观点得到了师生们的一致赞同。

  岭南大学校本部从香港迁校于当时的曲江县(今韶关)仙人庙大村,农学院(二年级以上)则迁至乐昌县水牛湾,医学院分散在韶关河西医院等地上课。据村民指认,在大村附近的横岗山上,则是东吴大学的办学旧址。

  仙人庙大村原有为训练下级军官而设后被弃置的草棚大小共48座,后被移交给岭大师生使用。师生们因陋就简,用当地盛产的杂木、树皮、砂石等原料,对可用的棚屋进行修葺,不合用的则进行了改建,陆续在荒芜的山中新增建了礼堂、图书馆、饭堂、实验室、教职员工宿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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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教育北迁的师生们不忘根本,继承和发扬母校的岭南精神,学校对礼堂仍冠以康乐的名称——怀士堂,其余亦分别冠以康乐校区原房屋的名称,如格兰堂、马丁堂、爪哇堂、陆佑堂、哲生堂、荣光堂等,形象地体现“大村之岭南”亦“康乐的岭南”(岭大曾在广州河南康乐村设永久校址)。

  在韶关校址的建设过程中,古桂芬由于任务繁重,操劳过度,带病巡视工地,终因身体不支晕倒工地,经诊断患了恶性疟疾和痢疾,抢救无效,不幸以身殉职。和古桂芬共事12年的岭大校长李应林悲痛不已,挽曰:“噩耗乍传初未信,归魂犹望或生还。”

  亲历者说:他们带来了科学与教育的火种

  曾参与大村草建的司徒卫(曾任岭大附中校长,香港岭南小学校长)曾撰文记录了那段艰苦的岁月:“唯一家具只一个木水桶,既以之覆盖食物,其底则吾人之食桌也。此种生活,唯少时阅读的《鲁滨孙飘流记》恍惚似之。居数日,与乡人稍习,借得桌椅以开始工作。”

  刚抵达大村时,大量的师生难以从当地购买到足够的粮食、蔬菜、肉类,不得不去十余里外的市集采购。当时有老师找到了自己任曲江县长的同学李英君,他对当地族长、耆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最终打动了四乡八岭的乡亲们,这才解决了师生们的燃眉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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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和同学们的到来,也在这个偏僻的山村洒下了科学与教育的火种。在今年已经84岁的张四福老人的记忆中,让当时年仅8岁的他看到了有生以来最为“稀罕”的电影、影画戏、戏剧等。“每隔几天,就会在怀士堂放电影。电影是无声的,但每场我都去!”

  司徒卫在回忆文章中则生动地记录了当时的播放电影的壮观场景:“大村、横岗、大旗岭乡人空群而来,皆诧为未睹,濒行时,灯炬齐明,阡陌之间火龙飞舞,叹观止矣!”

  而在92岁高龄的邓石有老人的记忆中,岭大还为乡间带来了一间从未有过的医院,为村民们提供免费的医疗服务。“我们去看病都不用钱。有一个叫‘四姑’的女医生对我们特别好。”

  尽管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蛰居于粤北山林中,但师生们依旧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村中曾见证岭大办学的老人共同的记忆中,“他们的课室是茅棚,点的是油灯,但却很喜欢唱歌、演奏乐器,天天都在山上做运动锻炼身体。”

  岭南大学坚持在战乱中办教育、在烽火中育人才,凝聚了一批优秀学人和青年学子。如著名的陈香梅女土,就曾于仙人庙岭南大学文学系就读。而在羊城无人不知晓的张悦楷先生,其话剧生涯也是在韶关大村的岭南大学土木系的学生时代开始的。

  珍贵文化信物成为村民“传家宝”

  在大村党支部书记潘熙战的家中,珍藏着一枚古朴的铜哨,这是岭大师生在战火逼近韶关,被迫前往梅县办学时赠给其祖父的纪念品。“我爷爷当时在学校当校工,老师们走之前送了这枚哨子给他。”犹如一枚文化信物,潘熙战一家将它珍藏了起来,代代相传。轻轻吹响,哨音高亢而不失圆润,一如半个多世纪前校园中的袅袅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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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12月15日下午,一场由“爷爷的哨子”吹动的扶贫足球募捐赛在广州举行。热心人为大村进行了募捐,初步统计获得的9万多元善款。募捐的款项初步计划用于制作两款文创产品——旧式哨子和油灯。志愿者们希望大村的村民通过销售旅游产品以改善贫困境况。款项还计划用于建造有关抗日战争烽火坚守教育内容纪念柱,竖立于岭大韶关办学旧址。

  去年12月21日,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的部分师生来到了大村的母校旧址进行了环境上的清理、整理。师生们还一起学唱了当年岭南大学在大村传唱的歌曲《岭南凯旋歌》。“万千岭南人,精精神神,合成一大群,高声欢祝凯旋军!岭南小豪杰,筋力如铁,疆场极猛烈,一战再战,敌人灭!”歌声中洋溢的是与70多年前一般无异的岭大人的自豪感与归属感。

  声音:中大学子要传承先师教育精神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陈险峰书记在考察现场后认为,大村所镌刻的不仅是岭大办学的历史,也是华南教育一段重要历史。“经过实地参观发现,岭大在大村的旧址与广州河南康乐村的校址布局非常相似,实际上就是模仿康乐园校园设计布置的,所以在这里有很深的岭大印记。我们的老师同学们来到现场,能深刻体会我们的先师前辈在抗战时期、在艰苦条件下,如何坚守初心、坚持办学、报效国家。这种精神和情怀对我们当代的老师和同学来说都是必须要坚守和弘扬的,具有很重要的教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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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表示,今后大村将会成为中大岭南学院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育基地。“我们不仅会经常组织同学们来这里参观学习,还会利用岭南学院的学科优势,组织学生到这里的中小学进行支教活动,以实际行动传承先师们的教育精神。”

  基地建设助推乡村振兴与古道活化

  省“三师”专业志愿者、广工的朱雪梅教授则认为,“粤北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大村)”的重要性首先在于能够发掘岭南大学的办学历史、带给世人更多岭南教育光荣的历史与故事,有助于研究抗战时期广东教育与科研的传承与脉络。

  其次在社会价值方面,大村也能教育当下的学生们如何坚守爱国主义精神、发愤图强。第三,大村基地的建设也与古驿道的活化、乡村振兴密切相关。“在未来的计划里,我们初步设想修复一些标志性的老房子,制作具有岭大元素的文创产品等方式,去唤醒大村的活力。”

  据当地政府介绍,近年来大村一直在扎实推进乡村振兴项目。如今,村内建起了30亩高品质葡萄园和光伏发电项目等。再加上附近丰富的油茶树、古樟树资源得天独厚。下一步伴随着“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大村)”建设的深入,“以文带旅”,有望为这个贫困村“打开”新的发展模式。

  为大湾区教育合作提供广阔空间

  还有志愿者则认为,在近八年时间里,许多穗、港、澳的公、私立大、中学校辗转迁至粤北各地办学,一向文化落后的粤北山区,顿时成为抗战时期的华南教育中心。这正是粤港澳大湾区教育一体相承的真实写照。“粤北现存的大量历史遗迹未来也为大湾区开展教育历史研究、学生研学乃至更深层次的教育合作提供了广阔空间。”

  故事:“岭南才女”冼玉清与岭大结下大半生情缘

  为岭南文化研究献出毕生精力,在历史文献考据、乡邦掌故溯源、诗词书画创作、金石丛帖鉴藏等方面功昭学林,被誉为“千百年来岭南巾帼无人能出其右”的“不栉进士”“岭南才女”的冼玉清,与岭大结下了大半生的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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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2年初,岭大决定迁校粤北曲江仙人庙复课。冼玉清不顾家人亲友挽留劝阻,也不顾旅程艰辛漫长,更不顾个人生命安危,毅然冒险返回内地,从寸金桥出发,辗转经过遂溪、廉江、盘龙、郁林、柳州等地,抵广西桂林,历时一个半月,终抵粤北曲江岭大新校区(“岭大村”) 。途中,广东省立文理学院欲以厚礼延聘她,贵阳国立贵州大学也欲延聘,时任职于贵州大学的张西堂、岑家梧、罗香林等教授从战乱安全角度考虑,都驰书敦促她前往贵州大学任教,均被冼玉清谢辞。

  冼玉清先生平时生活极为简朴,物质享受在她眼里不值一提,她用钱是非常节省的,但却经常资助贫困的师生。她曾经资助岭大学生、音乐家冼星海赴法留学,一次就拿出了500元(30年代早期的500元价值相当可观,大概够一个人好几个月的伙食费了),然而她从不声张,很少为人知道。

  在岭大,冼玉清对教学一丝不苟,认真严谨,学识相当渊博;但她同时又对学生非常和蔼,没有半点教师的架子,因而深得学生的喜爱,她的学生除了称她冼教授,也称她“冼子”“冼姑”。岭大学生余立中在回忆录中写道:“冼玉清教授,她那细致的教学态度和深博的文学修养,使我无限敬佩。我记得有我上她第一堂课时,她讲授宋代著名女词人李清照的名篇《声声慢·秋情》“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这首词到目前我还背诵得滚瓜烂熟,每诵读这首词就想起她当时的教态和形象。她那透彻的讲解和词义的分析,启发我对古典诗词的学习和爱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我上她的课时正坐在最前列,可以说与她面对面而坐,听课最为清楚,对她的形象最为深刻。俱往矣!良师虽不在人世,但在我脑海中永远也泯灭不了她那温文尔雅的风采。”

  还有一个叫黄淦亮学生回忆岭大在粤北曲江办学期间,他有一次和三个女同学与冼玉清一同去曲江,当夜没有来得及赶回学校,为了节约,他和三个女同学及冼教授共宿一只艇中。“冼子是五岭以南的名诗人,她教我们大学一年级的国文,我们都以此事为荣”。

  让陈香梅难忘的“茅屋林涛,清茶一杯”

  陈香梅女士也对在韶关的学习生活进行了清晰的记录。她在自传中这样写道:“读大学是在岭南大学。岭大因香港沦陷内迁到广州的仙人庙。教中文的吴重翰教授对我可说另眼相看。他喜欢茶道,课余之暇,用小泥壶泡上好的铁观音,请我和三五同学到他的宿舍品诗谈词,其时四周清寂,只有松林的风声,一片茅屋,数卷好书,一杯清茶,此生复何求。”

  当时,她从香港至澳门再从广州湾辗转至韶关仙人庙,在兵荒马乱中颠沛流离,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母校。多年后,陈香梅作《忆岭南》一诗对在大村的求学生活进行了纪念:

  万树千山忆大村,烽烟劫火祸连绵。

  抗日不忘勤学志,红灰儿女绿窗前。

  再见岭南在粤边,不堪回首话当年。

  亦师亦右吴重翰,伴读添香似昨天。

  天涯游子梦魂萦,苦读八年炎难盈

  寻得荒山来建校,亦书亦剑岭南情。

  师生漏夜“花样百出”抢运粮食

  1944年3月,韶关一家报纸发表了一篇教授与学生搬米的报道,用生动的笔触记录了当时岭大在粤北生活的真实场景。1943年秋,受战乱影响,韶关遭遇了“米荒”窘况,市面大米价格暴涨,要在山林中维持岭大数百名师生的生活一时难以为继。

  学校多方打听后决定去毗邻的湖南买来大米,经粤汉铁路运到了大村附近的仙人庙火车站。但是车站距离学校仍有3里左右,而且一路山陡路窄,雇劳工搬运费用太高。而恰逢当时粤北阴雨连绵,大量粮食在车站露天堆放一旦淋湿却将大量发霉无法食用。

  情急之下,“遂由博士衔的校长带头,并号召员生家属协助搬运,能搬多少就多少”。平静的岭大顿时沸腾了起来,教授老师及其家属,男女学生,甚至连小孩也来了。他们带着箩筐、水桶、布袋,或挑、或扛、或抬、或拉、或背、或挽,凡是可以用来装粮食的用具都用上了。

  个头矮小的孩子们也急中生智,找来长裤把裤脚扎紧后从裤腰装上大米,然后像一匹匹小马驹一般倔强地伸长脖子顶着“粮裤”回校。

  花样百出的运米人群在山林中犹如一条长龙般川流不息,夜以继日,火把通明照亮了漆黑的夜空。至凌晨时分,运到车站的800多石粮食终于被师生们搬运一空。

  “时尚人士”山中洗刷厕所

  在岭大校友的回忆中,从沦陷区追随母校到山中上学,连天的烽火导致不少学生与家中的联系一时中断,生活也断了来源,许多学生普遍有工读的需要。

  当时有社会热心人士陈学谈捐款10万元,供救济岭南学生之用。对于当时学校所处的粤北山区而言,10万元可谓一笔巨款。而学校北迁入山后需要大量的校工、助教等工作人员,校长李应林于是决定将该款用作困难学生的“工读基金”。

  负责执行的“学生总会主席”刘钎认为,让有需要的学生实行工读,既可以解决困难学生的燃眉之急,又能用“铁一般的事实”来证明岭大学生能做工吃苦,洗刷当时一些人称岭大为“贵族学校”的误解。

  在刘钎的回忆中,当时有一位名叫梁赓尧的同学,由香港英文书院转入岭大就读,是当时闻名香港、广州的“时尚人士”。他不仅是一名跳水健儿,还极善于说相声,同时又是一名出色的粤剧文武生,平日生活一向衣着入时。令刘钎诧异的是,这名在康乐、港大、岭大村“无人不晓”的“时尚人士”并非经济有困难的学生,但他也来报名。

  梁赓尧开门见山就问,“我是否符合条件?”见刘钎惊讶不已一时未作答,他又说:“洗厕所总够资格吧?”态度十分诚恳认真。刘钎于是本着洗刷“贵族学校”误解的宗旨,就让他做洗刷厕所工作,结果梁同学做到“十全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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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村毗邻办学的岭南大学与东吴大学

  据史料记载,始创于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的岭南大学经历了“格致书院”“岭南学堂”“岭南学校”等更名,随1904年广州康乐村永久校址的启用,该校发展蒸蒸日上。从1927年至抗战前夕,岭南大学在原有的文理学科上先后增设农学院、商学院、工学院、医学院等部门;又开办中学、小学、华侨班等附属组织;并且在香港设立岭南分校,成为当时中国南方一所举足轻重的著名教育机构。

  1952年底,全国高等院校进行调整,岭南大学的康乐校园改为中山大学的校园,曾经是国内著名学府的岭南大学结束了六十多年光辉的教育道路。1988年,值岭南大学建校百年之际,国家教委批准成立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同在仙人庙复课的还有东吴大学。这是我国最早以现代大学学科体系创办的大学,也是我国高等教育史上最早开展研究生教育并授予硕士学位的大学。1915年,东吴大学在上海创办法科,以英美法系为主,成为当时中国培养律师最著名的学府。1927年,国内掀起禁止西方人在中国开办大学的风潮,杨永清先生当选为东吴大学首任华人校长。

  抗战爆发之后,位于苏州的校本部和文理学院在校长杨永清的带领下辗转浙皖,后在较为安定的上海公共租界内复课,并与相继到来之江大学、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组成上海基督教联合大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入侵上海公共租界,东吴大学停办另图他计。代校长沈体兰于1942年赴福建邵武,准备与之江和福建协和筹办联合大学,但计划未得实施便迫于战事而改变。最终,东吴大学文理学院迁至粤北曲江,法学院则迁至重庆。在曲江,东吴大学得到岭南大学的欢迎和支持,借用岭南大学东侧横岗村的棚屋作为校舍,同时筹建本校的临时校园。

  1944年,日军进犯曲江,东吴大学文理学院疏散到桂林,但终因资金不济而暂时停办,直到抗战胜利之后回苏州恢复校园。1952年院系调整,由东吴大学文理学院、苏南文化教育学院、江南大学数理系合并组建苏南师范学院,同年更名为江苏师范学院。1982年,学校更名为苏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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